李凌：最后一個休止符

劉紅慶（發表于《北京青年報》）

與賀綠汀、呂驥、李煥之、趙沨等一代音樂活動家共同開創了新中國音樂事業的李凌，11月3日為自己90年人生路畫上了句號。與他同時代的人相比，他看到了更多的新世紀的曙光，他看到了中國人遨游太空的壯麗風景。他離開世界的時候，應該是笑著的。

李凌1931年12月28日出生在廣東臺山，1938年赴延安進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學習。1940年在重慶創辦《新音樂》月刊。1946年在上海創建中華音樂院，1947年在香港創辦香港中華音樂院。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央歌舞團團長、中央樂團團長、中國音樂學院院長、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

在中國音樂舞臺上沒有他的身影，在中國音樂燦爛海洋里找不到他的作品，但他的十幾本文集，幾乎評述了新中國所有的重大音樂事件和音樂人才。從才旦卓瑪、胡松華、郭頌、關牧村到彭麗媛，從馬思聰、盛中國、俞麗拿到呂思清，從馬可、瞿希賢、薛范到施光南，從李德倫、嚴良堃到陳燮陽，李凌的著述洋洋大觀，成了一部活的新中國音樂史。這些人在李凌的筆下，多數還是青年歌手、青年作曲家和青年指揮，如今不少已經作古，或者成為音樂大家。
因為沒有耀眼光環的照射，加之他淡泊名利的生活態度，李凌去世后家人竟很難找到一張可以用做遺像的照片。他的長女李妲娜也在醫院里，她給記者打電話，悲傷地說："爸爸走了。"這不是她一個人的爸爸，李凌組建了新中國音樂教育班底，他是新中國交響樂之父！他走了，竟然難得一張可以描述他精神本質的照片……

4日下午，音樂界名流聞訊趕到李凌家里吊唁。記者在靈堂前請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王次炤談談李凌的貢獻，王院長說："李凌不僅是新中國音樂事業的開拓者，了不起的干將，也是整個新中國音樂教育、音樂發展的領導人，并且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音樂事業、為未來音樂的發展注入了最大的精神力量。作為一個學者，他是中國音樂學的奠基人，是我們中央音樂學院的最早的創辦人。作為一個人，他是我們音樂界最值得敬重的長者。因此我在這里留言，說：輝煌業績，正直人生！"

相隔16年，周總理還記得李凌的名字

1939年9月，李凌從延安到了重慶宣傳抗戰，創辦《新音樂》月刊、組建新音樂社，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新音樂"運動。他創辦的《新音樂》第一期銷售量就高達3萬多份，在國統區所有進步刊物中創造了紀錄。這本刊物到了周恩來的手里，周很贊賞，于是約見李凌。

1940年春，李凌來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向周恩來匯報了工作，周恩來說："這樣做很對。"周恩來說，要把《新音樂》作為推動各地抗日歌詠運動的聯絡工具，有組織地展開工作，使各地群眾性的新音樂運動活躍起來，配合當地的青年運動，起到團結青年教育青年的作用。把廣大青年爭取到抗日戰線中來，把陜甘寧邊區的新歌介紹給國統區的人民，使歌詠運動注入新血液，如果切實做到這些，那《新音樂》的意義可是不小的！

在抓群眾歌詠運動的基礎上，周恩來還希望李凌做音樂界上層的統戰工作。這樣李凌更加用心地和包括馬思聰在內的一大批音樂專家真誠相處，為日后新中國音樂教育事業、交響樂事業團結了力量。

1953年7月，中國青年藝術團參加羅馬尼亞世界青年聯歡節前，周恩來接見了團長周巍峙、副團長李凌、戴愛蓮、李少春。當周巍峙想周恩來介紹李凌的時候，周恩來說："我們早就認識了，你不是叫李綠永嗎？什么時候改名兒了？"李綠永是李凌編輯《新音樂》時的筆名，李凌沒有想到時間隔了這么久，中間雖有見面，但不是單獨約見，人多，怎么能有這樣深的印象呢？
解放后，李凌與周恩來的接觸就多了起來，國家重大的藝術活動，少不了總理指導，也少不了李凌的組織，包括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這樣的一些活動中，即使是他景仰的周恩來，李凌敢于提出自己的主張。一次，周恩來認為樂池里樂隊一響起來就好像一堵墻，把臺上演員的歌聲擋住了，要減少樂隊人員，或把樂隊搬到舞臺側面去。李凌說："樂隊大小是有關系，但根本問題是配器寫得過重，指揮又不加適當的控制。外國歌劇樂隊不小，樂隊也在樂池里，卻不會影響演員的歌唱。樂器減少了，只一面大鼓，很命地敲打，也會把歌聲淹沒的。"

周恩來略有所悟，說："是這樣嗎？你就是喜歡辯論。"

沒有李凌就沒有中央樂團

周恩來說："中國應該大量地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在總理關心下，1956年新中國組建自己的交響樂團--中央樂團，李凌出任團長。問起李凌，中國交響樂團的前身中央樂團許多老音樂人反復強調：沒有李凌就沒有中央樂團。為新生的共和國謳歌過，在一段紅火的年代里輝煌過，曾經熱情飽滿地在祖國的大地上揮灑過，今天，中央樂團的第一代藝術家們，都成了老人。然而回溯五十年，劉淑芳隨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出訪了，她的深情的歌唱傳遍亞非拉；嚴良堃作為新中國最為出色的年輕指揮被派往蘇聯深造，李學全剛剛在第四屆世界青年聯歡節國際長笛比賽中獲得金質獎。

初創時期的中央樂團，以李凌領導的中央音樂學院音工團、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骨干成員組建的中央歌舞團里從事西洋音樂演秦的藝術家們為班底，廣泛吸納國內最為優秀的尖子人才，在不太長的時間內，迅速成長為一個由交響樂隊、合唱隊、獨唱獨奏小組三架車組成的文藝陣營，活躍在黃河上下大江南北，為各地群眾送上最好的精神食糧，也代表著年輕的共和國，向世界展示著東方音樂文明的風采。

資料顯示：李凌時期的中央樂團是國內最為活躍的一個文藝團體。在北京，樂團舉辦了近400期"星期音樂會"，一大批音樂家憑這些音樂會為廣大觀眾所熟悉，一代人也靠這些音樂會了解了世界上最優秀的音樂。面向全國，李凌主持下的中央樂團開通了"音樂大篷車"，在全國巡回演出，為樂團贏得了聲譽。

那時中央樂團的住房也是各文藝團體里最好的。當時李凌找到北京市的彭真，硬是讓四、五百號人的中央樂園全部遷往和平里模范住宅區，其它單位的人都很羨慕。李凌還四外游說，將北京六部口的一家電影院改建成北京音樂廳，中央樂團從此就有了自己固定的演出場地。
歌唱家羅天嬋在那個年代是"黑五類"，扣到她父親頭上的"反革命"帽子到1984年才徹底摘掉。羅當時的情緒可想而知。而李凌硬是不肯將她放棄，頂住壓力讓她縱情歌唱。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李凌為了保住陣營，提出"以小保大"的方針，將樂團分成六個小分隊到基層演出，為工農兵服務。為了活命，他們演了不少活報劇。不能說心甘情愿，但只有那樣，才保住了我們新中國剛剛萌芽的交響樂事業。1957年反右前要求知識分子鳴放，當時樂團正在外地演出。李凌通知大家，千萬不要回來搞鳴放。如果當時大家回到北京，至少有一半的人會被打成右派。因為李凌的遠見，他們得以全部保存了下來。

三年困難時期，李凌為了讓大家生存下來，千方百計搞到一點黃豆，還有糖，就背著這些東西挨家挨戶地送去。那時這些東西非常寶貴，吃到了就不會浮腫。歌唱家吳其輝說：在最困難的時候，李凌能經常搞到一些鴨子，二十個人分一個。我們男高音小組由我煮熟了，叫大家各自從家里把碗拿來，我分給大家。"二十個吃一只鴨子，每人能吃幾口？"我問。"一口就沒。但當時有多少人能吃上這一口呢？"吳今天依然激動不已。

鋼琴家鮑蕙蕎說：我還是音樂學院四年級學生的時候，李凌聽了我的演出，就主動寫文章向觀眾推薦，這令我非常感動。他作為一位前輩音樂家對我的鼓勵，成了我前進的力量，對我的成長是重要的。

嚴良堃曾說：李凌在牛棚里也還弄點蘿卜頭養起來，按時澆水，讓它開花，他甚至每天按時喂和他同居一室的小老鼠，吃中飯、吃晚飯時，放點兒吃的在老鼠洞口。羅天嬋說李凌像你父親一樣，劉淑芳說李凌比父親還親。

劉淑芳本命年的時候，按風俗，她該系一條由長輩為她準備的紅腰帶，她想到了李凌，就打電話過去，李凌就托人送了兩條紅腰帶給她。六·一兒童節，劉淑芳寄了幾個錢給八十多歲的李凌祝賀節日。他們之間在工作關系失去多年后，交往中的人情味越來越濃。

為8歲呂思清到北京學琴，李凌找到鄧小平

1977年李凌調到中央歌舞團工作。那年秋天，只有7歲的呂思清被李凌的長女李妲娜帶到家里。呂思清給李凌拉了幾首練習曲，他還要李凌聽他演奏門德爾松德的"小提琴協奏曲"。李凌聽后，覺得在音準、音色、力度、速度上還好，對曲子的風格、情調也有一定的情趣和根底。當李凌了解到呂思清是被他業余習琴的父親培養的，并且他父親覺得自己培養到這個程度再難有長進時，就努力促成呂思清到北京學習。

但是有個別教師認為這個小孩學得不正規，不同意收他為學生。李凌感到這樣的一個孩子找不到學校，找不到老師繼續指導非常可惜，他就專門請中央樂團的小提琴家楊秉蓀、盛中國等認真地聽了一次，聽后大家都說："學得不錯，沒有什么嚴重的毛病。"

李凌更有信心了，就給毛毛（鄧小平的女兒）寫信，請她把一個天才琴童就學難的處境轉告鄧老。鄧小平讓毛毛轉告李凌，要好好關心此事。

過了幾天，李凌在一份"內參"上看到一段鄧小平和一個外賓談話的消息，鄧小平說："我們歌劇院院長，發現一個7歲的學習小提琴的天才，是天才就要很好關心他，盡快設法使他成長。"

當時中央音樂學院也剛剛恢復，但是少年兒童班在十年動亂中解散了，校舍給人占用了，少兒普通課的老師早調到其他學校去了，特別是照顧小孩的保育員、生活老師都譴散了，要恢復少年兒童班，很費力量。但李凌想，如果中央音樂學院不迅速恢復少年兒童班，要想在鋼琴、小提琴這些需要從幼年就認真培養才能培育出尖子人才，是比較困難的。所以李凌請他的老朋友、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趙沨設法把少年兒童班重新創辦起來。

過了一段時間，李凌又"威脅"趙沨："如不抓緊辦，我要告訴鄧老！"后來，趙沨千辛萬苦恢復了少年班，呂思清得到了他應該有的教育，并一步步獲得了今天的成就。

實現周總理遺愿，重組中國音樂學院

中央音樂學院以學習西洋為主，而中國音樂學院以挖掘本民族的音樂文化為主，這是當年周恩來對這兩個音樂院校的期望和分工。但文革中兩院合并為"中央五七藝大音樂學院"。1980年，恢復中國音樂學院，李凌出任院長。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搭建了班子剛開課，原來的校舍恭王府要收回修復保存，要李凌的學校另建校舍。

李凌計劃修建中國音樂學院新校舍估計至少要100畝地，自己親自畫了一個設計圖，修建教學樓、學生教師宿舍、外國來華學習中國民族音樂的留學生宿舍、圖書館，還特別要修建一個5000平方米二層圓型的民族音樂展覽大廳，大力搜尋我國幾千年來的音樂文化遺產展出，同時還要在校舍的南面臨街的地方修建一個音樂廳對外演出，大力推廣民族音樂。

李凌在自己的方案里詳細敘述了周恩來在1964年建立"中國音樂學院"的希望和建立基地的苦心，為中華民族音樂藝術，為世界華人愛好祖國的音樂而來祖國學習民族音樂的青少年而設的意義。李凌通過鄧琳向鄧小平表達了自己的愿望，希望鄧老給予關心。不久，李凌得到消息，"關于建設中國音樂學院新校舍已經列入國家最近的五年計劃中"。

今天北四環外有一片灰墻綠瓦的樓群，這就是李凌創建起來的中國音樂學院。當年地有了，校舍還沒有建，1984年有個號召，年老的領導人要大力扶助新的接班人，放手培養新人，李凌立刻響應號召，光榮隱退。而今天，中國音樂學院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力量，為祖國培養著音樂人才。

三下齊魯，讓彭麗媛到北京進修

上個世紀80年代初在廣州有一個"羊城音樂花會"。彭麗媛作為山東的一個歌手，引起了李凌的注意。李凌覺得，每次民族民間匯演，都出現過優秀的青年人才，但是他們的命運，像割韭菜一樣，出現一批甩掉一批，因為他們大都音樂知識不多，功力不深，很快就被更年輕的新演員代替了。如果彭麗媛這樣唱下去，李凌覺得唱不了多久就在當地消失了。所以在電梯里碰到彭麗媛，李凌就問："你的聲音很好，還想讀書嗎？"年輕的彭麗媛脫口而出："當然想。"但是這時彭麗媛不知道這是中國音樂學院的院長，她悄悄地問別人："這個瘦老頭是誰呀？"

就是這個老頭，三次到山東，千方百計把彭麗媛調了出來。

其實，對于彭麗媛的培養，李凌并不是非常有把握。李凌把曾經在中央樂團工作并成功地輔導過李谷一的金鐵霖調到中國音樂學院，讓他負責輔導彭麗媛。

當時，彭麗媛選取的曲目多數以色彩取勝，蘊籍、深沉的少。李凌就提醒她：多練習一些像《竇娥冤》中的《倚門望》、《洪湖赤衛隊》中的《沒有眼淚沒有悲傷》、《看天下勞苦人民得解放》和《傷逝》中的《不幸的人生》之類歌曲，以加強對表現復雜、曲折、起伏較大、情感深沉曲目的鍛煉。

到今天，彭麗媛無疑是民族聲樂演唱的演員里最好的一個，她的大氣，比她的甜甜的小師妹們更受觀眾長久的喜愛。

李凌說："一個人的生命除非被斷送了，不然，他總是活的，要生發開去的。你把他這方面禁壓了，他就在另方面生長，因此，幾千年來，被損廢了不少，也沒有把一切生機禁錮住，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但是，在這個寒風襲來的冬日，李凌隨他的時代而去，而他締造的新中國交響樂事業、新中國民族音樂教育事業，卻正紅火，在今天閉幕的第六屆北京國際音樂節上活躍的中國演奏家，都是李凌孫子輩的，因為他們的成長，李凌應該放心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