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常對我說："你是喝黃浦江水長大的上海妹（廣東人的習慣用語），能過五關，斬六將，到我身邊來，我是又老又病又沒有錢，你是到我這里跳火炕來了。

是"火炕"嗎？

這里燃燒著的是一團熾熱的火種，一位年過八十，"生命不息，戰斗不止"（魯迅語）的熊熊烈火始終在老人的胸中燃燒著。

這把火，通過刊物《新音樂》的秘密傳閱，曾經燒向當時處于日偽統治時期的淪陷區的上海，那些來自延安，來自抗戰區的革命歌曲，點燃了人們的希望，看到了未來的曙光，我在這本刊物上，看到了李凌的名字，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抗戰勝利后，我在我家附近的作家書屋和生活書店，買到了李凌的著作，我的鋼琴老師介紹我到中華星期音樂院去就讀，但很可惜，就讀不久，終因我肺病的病變而輟學，我未能見到李凌校長，后來知道，他已撤退去了香港。

解放后，在我婚后的家庭里，常有音樂界的朋友和我愛人一起談工作，當大家談到李凌同志時，都異口同聲親熱地稱他為李大哥。當談起由北京發起的對李頭哥不公正的長期批判時，大家紛紛私下地懷著無限的擔憂說："李大哥遭難了……"，一種嘆惜，一種憤懣，一種欲語不能暢的感情，散漫在我家的小客廳里，李大哥在新音樂運動中所灑下的火種，誰又能忘得了？

我最愛讀登載在人民日報上李大哥的文章，短小精悍、思想銳利、落筆輕快，是如此地打動了我的心。行文絕不說教，卻能把讀者引向極具高度思想性，高度藝術性的音樂鑒賞力的提高上面來。它不是抗戰時期沖鋒陷陣的烈火，卻猶如冬日里在室內燃燒的爐火，那點點火苗，滲暖了廣大讀者的心，讓大家懂得了音樂的生命力和他的價值所在應該是什么！

大概是1962年的秋天，我愛人告訴我："李大哥要來上海開會，他進住錦江飯店，第二天夜里就住我家。然后，按次輪班分五夜，各到老戰友家去住宿，去敘談，直到最后回北京的前晚，再回錦江飯店。那夜，他倆促膝談心直到深夜三點多鐘，我靜坐一旁，仔細觀察大家敬重、愛戴的李大哥，一件舊西服，里面穿的不是襯衫，而是一件舊睡衣，他說他去參加開會，去會友，就是這身打扮。好??！我們的李大哥，火一樣投入工作的李大哥、奮不顧"身"，要的就是工作效率，李大哥，我們敬崇你。

十四年前，當我愛人病故后，我沒有絲毫再婚的念頭，我自小多病多災和同樣也是多病多難的愛人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我也疲乏了，多么渴望一個人安安靜靜度我的晚年。

93年夏天，李大哥托人打聽到我還是寡居單身，他悄悄和我通信來往有半年多之久。

94年元宵節，我來到北京，李大哥要我每隔一天到團結湖他家向他"匯報"我的思想動態。我家兄弟姐妹多，我是排行第六的小妹。兄姐們、老朋友們、小輩們，大家出于對我的關懷，擔心再婚后是否有利我的老年生活？眾議紛紛，似乎是阻力大于助力。

"跳火坑"一說，由此而來。

這那里是"跳火坑"。

和李大哥作伴已近十年了，小輩們習慣于喊他為公公，喊我為婆婆。這十年，是我向公公學習的十年，豐收的十年。十年中，他因病住醫院十多次，在疾病的煎熬中，始終沒有停下手中筆，直到最后一次住院的前夕，還在家中半夜的燈光下看稿，對稿，他的回憶錄《跋涉人生》初稿已基本完成，他的勞累，每每令我心疼，更多的是敬崇。

他在人生道路上，艱苦跋涉，而對種種險風惡浪，始終樂觀，開朗，寬容，真誠。他心地善良，他非常純潔，他對人生站得高，看得透，看得很遠很遠……，他的一顆赤熱之心，火一般地熾烈。

你們聽到嗎！我家的好公公，大家的李大哥、李老在他生命垂危的病房中、在昏迷的囈語中，反復大聲疾呼："……你仿要團結！要把工作做好！……"

公公的生命之火雖然己經燃盡，但他偉大的人品、藝品，是我中華民族不朽的精神財富，他無愧于他勞累的一生，他永遠不會離開我們，他的精神永留人間。

我為公公的精神感召而來。

公公的遠走，我是又悲又壯，他的硬骨頭精神，他的生命之火，永運會在我心中燃燒。我一定要以我的垂暮之舞，繼承他的遺志，把他來不及做完的工作，盡力去做好它。

親愛的公公，安息吧。

附：

陳志音同志：

送上文稿，也許太長，寫得匆忙，文字表達力差，希望你邦我修改、刪改都行。

附上照片，其中一張是去年秋天，在農展館參觀樂器展覽會時所攝，公公左手握小本子，右手握筆，他說我是老記者，我來展銷會采訪，我要寫一篇文章……，你看他笑得多么燦爛，滿臉陽光，我也笑得開心。

如果稿擠，用不上的活，我把這張照片送給你留個紀念，如果用上了，也不必寄回。

祝
偏安！

汪里汶 2003.11.19